前 言

?①田歌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演唱的一类劳动歌曲，其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是南方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田歌历史悠久、流布地域广泛、题材内容丰富。在流变过程中，因传唱主体、流传区域、艺术风格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诸多约定俗成的田歌品种，学界一般称之为歌种。回溯民歌研究的学术史，学界对民歌歌种的研究也由来已久。甚至有学者认为，从广义上看，歌种研究应该始于民歌搜集行为发生之初，并指出“一个歌种除了具有特定的流布地域、特定的称谓和传唱主体之外，一定数量的民歌累积是其首要条件”，②樊祖荫、李文珍、赵晓楠等编著：《中国民间歌曲（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也不无道理。

其实，从文献上看，“歌种”一词正式出现应该始于1980年代。乔建中先生在《“歌种”琐谈》一文中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各卷本‘概述’中不约而同的运用它来表述本地区、本民族民歌的分布和分类状况。”③乔建中：《国乐今说：乔建中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243页。该文还对前人研究④江明惇：《汉族民歌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杨沐《“花儿”界说问题及歌种分类探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第12-22页。进行了详实的回顾，并对歌种的定义、分类、名称进行了深入探讨。乔建中先生认为，歌种是中国民歌的分类系统中列于体裁之后的另一级形式类别的总称。凡是具有特定的流传范围、一定的传唱方式以及风格特色大体一致的民歌共同体，便可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歌歌种对待。⑤乔建中：《国乐今说：乔建中音乐文集》，第239-243页。关于歌种的名称，乔建中先生在《“歌种”琐谈》一文中则认为，如果在流传中群众已经沿用了某种俗称，那就应当无条件保留，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如北方的山歌歌种信天游、山曲、爬山调、花儿，南方的慢赶牛、晨歌，彝族的“阿塞”，青海藏族的“拉依”等，根本再无起“学名”的必要。对于某些属于歌种但还没有专称的，应该用“地名加劳动方式（或衬词等）”的方式构成。如“长阳薅草锣鼓”“巢湖喊秧歌”“定县秧歌”“舟山渔民号子”“青浦田歌”“胶东海洋号子”“祁太秧歌”等，并强调歌种称谓一定要尊重实际，不要脱离民间习俗。杨匡民先生在《论传统民间歌曲歌种的形成及分类》⑥杨匡民：《论传统民间歌曲歌种的形成及分类》，《黄钟》1988年第1期，第1-7页。一文中结合民间歌曲集成辑录实践，以湖北民歌为观察对象，提出“类”“体”“种”“式”的民歌种属层次，赞同歌种是体裁的下位概念，但同时也指出，在歌种中还可以以“词”“腔”“曲调”为标准进行进一步划分。匡天齐在《对民歌歌种和民歌分类的思考》⑦匡天齐：《对民歌歌种和民歌分类的思考》，《音乐探索》1992年第4期，第35-39页。一文中对歌种的分类标准进行了详尽探讨，认为歌种划分除了曲牌、词格、歌腔等标准外，还可以按题材划分，如情歌、孝歌等；按歌唱者身份划分，如背二歌、渔歌等；按地名划分，如黄河号子、弥渡山歌等；按歌唱者性别划分，如男声飞歌、奴家神歌等；按歌唱声部构成划分，如双声、大合闹等；甚至还可以按歌唱状态划分，如挣颈红、落魂腔等。除了以上单一标准类以外，有的还属于复合标准类的，如：按唱法加结构的高腔五句子，按工种与伴奏的薅草锣鼓，按歌唱时间与伴奏乐器划分的夜锣鼓等等，数不胜数。并指出，不同的歌种划分标准甚至可以明确标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樊祖荫、赵晓楠等在他们的研究中也沿用了以上研究成果。⑧樊祖荫、李文珍、赵晓楠等编著：《中国民间歌曲（上册）》，第43页。除此以外，还有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歌种的实践问题，即运用民歌歌种相关理论对某一歌种的风格特征、艺术特点以及传承创新进行的相关研究。如傅显舟提出的将地方歌种与音乐剧结合的实践构想；⑨傅显舟：《地方歌种结合音乐剧的有益实践》，《中国艺术报》2018年8月27日，第6版。项阳从民歌认知的角度，对花儿等歌种的传承与创新进行了学术观照。⑩项阳：《民歌认知续论——对花儿等歌种创承机制的相关思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5年第3期，第67-74页。还有些学者对民歌歌种进行了个案研究。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目前有关长江流域田歌歌种的研究领域尚未有人涉足。但，上述关于歌种定义及分类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文章来源：《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网址: http://www.cjlyzyyhj.cn/qikandaodu/2020/1020/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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