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调研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质量，关系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质量和效能。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长江流域城市现代化发展与治理。2016年在重庆召开的首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2]此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10多个专项规划和相关领域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和实施。2020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的战略目标”[3]。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举措中，长江流域城市现代化治理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战略背景下，2019年12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流域城市文化与治理研究》一书因时而生。该书既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城市文化传播研究丛书”的重点推介作品，也是探讨城市文化治理问题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成果。作者江凌是历史地理学硕士、历史文献学博士，长年从事城市文化与治理理论和实践研究，对于城市文化资源开发、城市文化空间、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城市文化治理等问题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该书以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大城市和黄冈、乌镇等中小城市、特色小镇城市文化为研究样本，聚焦城市文化及其治理主题，基于文化多样性理论、文化全球化和现代性理论、文化资源级差理论、米歇尔·福柯的治理理论、托尼·本内特的文化治理性理论，以及美国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治理理论等理论视角，采用城市文化断面的案例分析、质化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对长江流域城市文化形象、文化精神、文化现代化、文化资源合理化开发利用、文化品牌建设、文脉保护传承、文化空间治理，以及城市文化产业园区与网络文化产业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建构和实践探讨，为城市文化及其治理提供宏观理论阐释和微观治理策略研究。

1 当前城市文化治理研究的主要态势

知名城市文化学者刘士林教授将城市化发展的理论模式总结为“人口论”“政治经济论”“艺术文化论”3种。“人口论”将人口看作是城市发展最为基本的特征；“政治经济论”摒弃了传统城市社会学将城市发展看作是自然竞争与适应过程的观点，提出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结构是影响城市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而“艺术文化论”则将衡量城市发展的尺度由人口、政治和经济聚焦到艺术、文化和人的全面发展[4]。 在上述城市化理论基础上，刘士林教授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总结为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和文化型城市化。政治型城市化的核心功能就是“按照政治需要而不是城市发展的自然本性去控制非农人口和非农经济的增长”[4]，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经济发展的经济型城市化。2005年以后，宜居指数、生态指数、幸福指数逐渐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新的衡量标准，生态城市、智慧城市成为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新目标。这些都是文化型城市化的表征。文化型城市的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4]，这种文化内涵与西方著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提出的“城市是提供美好生活的现实空间，而追求美好生活则是人生的最高理想”[4]不谋而合。城市的本质是文化的容器，是使居住其中的人们感受到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文化型城市发展目标与党和国家所部署的城市治理现代化目标一致，都将人与城市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看作是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终极方向。当前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发展，就是以实现文化型城市现代化为主题，同时将其与政治型城市化、经济型城市化三者有机统一的城市现代化治理之路[4]。

文章来源：《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网址: http://www.cjlyzyyhj.cn/qikandaodu/2021/0626/940.html

上一篇：水土保持法修订实施十年来长江流域水土流失治
下一篇：婚姻是一个系统